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的普法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，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。但我们同时发现，在普法的过程中有些做法很值得商榷，比如，运用案例分析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方面就有些“过”。应当说，运用案例分析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，是一种值得倡导的好形式。但是，目前许多媒体的案例曝光与分析搞得过细，简直就是犯罪过程的“情景再现”和现场直播，有的甚至比办案过程还要详尽、具体。但这种做法可能事与愿违。因为案例过度曝光，不仅达不到教育的目的，而且还会产生副作用。
某单位一名青年因盗窃罪被拘留审查后，公安部分部门发现，他的作案手法、过程与前不久电视上披露的一起案件完全相同。原来，这个青年恰恰是从媒体上接受了反面教育，从中学会了作案手法。这样一来，“教育”就离“教唆”不远了。虽说“外因是变化的条件，内因是变化的根据”，这个青年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，但那些为了吸引观众眼球、提高影视“收视率”、刊物购买率的媒体难道就没有道义责任要承担、没有教训可汲取吗？青年人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形成，模仿心理强，鉴别是非能力差。如果我们在运用案例搞教育时，不注意正确分析和引导，甚至去迎合少数人的好奇心理，一味追求“趣味性”、“刺激性”、“感官效应”的话，那就难免使一些法制观念淡薄、鉴别是非能力差的人走上邪路。
其实，要防止上述现象产生并不难，最主要的对案例曝光要适当，分析要有度，区别哪些地方该分开，哪些地方该隐蔽；哪些话该讲，哪些词不该说。比如说客观地揭示犯罪分子的思想演变过程，找出犯罪分子犯罪的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，就能够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，以教育大家防微杜渐，拒腐防变。再比如讲清犯罪的危害，让人们明确，犯罪分子为满足个人私欲，把自己推上了审判台，不仅贻害社会和他人，而且给受害者带来了损失和痛苦。从而教育大家嫉恶如仇，从善如流。至于罪犯的作案手段和过程，则大可不必刻意描绘渲染。
艾立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