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5月31日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，今年的活动主题是“承诺戒烟，共享无烟环境”。公共场所禁烟，这个“老大难”问题，需要综合“治”理。 

　　公共场所禁烟，法治是保障。公共场所禁烟，过去规定没有少订，宣传没有少搞，活动没有少抓，但成效甚微。原因何在，缺乏法律的支撑。禁烟需要立法，这是许多人大代表的呼声，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。有法可依是前提。《唐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，已经补上了这一法律空白。有法可依，还要执法必严。如果像查酒后驾车那样严肃认真地执法，公共场所禁烟则大有希望。 

　　公共场所禁烟，“官”治是义务。一方面，官方媒体要发挥主导作用，对公共场所吸烟的政策规定常宣传，对吸烟的危害多提醒，对公共场所吸烟的行为常曝光。另一方面，单位领导要管好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，认真抓好对部属的教育，至少保证部属在领导的眼皮底下、在领导管辖的地方、在机关办公区域内不发生公共场所吸烟的违规行为。 

　　公共场所禁烟，民治是基础。动员各种群众团体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，成立公共场所禁烟巡查、说服、劝阻、制止、问责、举报组织，让那些不自觉的“瘾君子”身陷绝境、四面楚歌，不敢轻举妄动。 

　　公共场所禁烟，自治是根本。所谓自治，其一是说各类公共场所的法人代表或责任人，要真正负起责任，对本辖区、（地区、本单位）实行无烟承包责任制管理。可以通过指派专门人员监督结合上级检查督导，最大限度地防止吸烟者在此“犯规”。其二是要强调烟民的自律。能戒烟是最好的选择、最根本的出路；一时确实不能戒烟，就给自己划定吸烟的时空范围，在不影响他人安全和健康、不妨碍公共场所管理秩序、不违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，方能行使自己的“自由”。 

　　以上四个方面，既相互联系，相互依赖，又互为补充。法治是统帅，离开它，其余各项治理都没底气、缺后劲；官治是行政干预作用的体现，没有它，法治显得势单力薄，甚至力不从心；民治是法制触角向基层的延伸，是官治的“接地气”，离开群众的积极参与，开展活动必然困难重重；自治是目的。一旦人们有了遵守法规、崇尚道德和良好习惯，自觉戒烟、限烟，那才叫皆大欢喜。但在目前的形势下，还是要综合治理，多管齐下，协同作战。 (艾立起)